从光明之巅到繁华褪尽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1277年1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掌握着经济和武装力量的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

元朝统治后，对外实行开放，鼓励海外贸易，并于1277年在泉州等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恢复海外贸易的正常活动。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元政府也给予优待，用现在的政策解读就是，只要是在市舶司所在州县的海外贸易公司和个人，都可以免除杂役。

对于发展对外贸易这个问题，元朝政府和蒲寿庚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南宋末期始，蒲寿庚就掌管泉州市舶司，元朝廷继续重用蒲寿庚，授予他行省中书左丞等要职，并授命“招喻诸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政府利用蒲寿庚在海外诸国的声望影响，命他及有关人员向海外各国商人表明欢迎前来我国贸易的政策，“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玑”。第二年，占城(越南南部)、马八儿(印度东南部)两国首先来泉通商，其他诸国接踵而来。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因为朝代更替而受挫折，反而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鼎盛的局面。蒲氏家族因此在泉州湾港口的使用权进一步扩大，势力大大膨胀。蒲氏家族的影响虽然推动了泉州港和海外贸易的繁盛，但是也为元末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在宋元更替过程中，泉州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而且很快恢复了元气，从泉州港的吞吐规模可以看出当时泉州的繁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元朝政府“令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发舟千艘……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这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集结，兵二万，舟千艘，一次性集中于泉州湾后渚港。从这个记载可以想象当年后渚港的规模有多大。它作为世界东方的大港口，第一次赫然载入中国古代的史册。

泉州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伊本•白图泰塑像

海外贸易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基础设施的改进。为了便于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及商旅货贩，密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元朝在全国建立了完整的陆路驿站和海道水站。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立了自泉州到杭州的海道水站，从浙西去京城大都(今北京)，10天便可到达。泉州距当时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虽然比距离宋朝的临安要远得多，但由于元朝拥有完善畅通的驿站和海站设施，使得源源输入泉州港的海外消费品，可以较快地转运至大都。而全国各地的外贸商品也可以方便地输送到泉州港来。宋元时由于泉州拥有数量众多、设备完好的远洋船舶，又是声名远播的海上交通枢纽，因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海上交通门户。这里素来是“番商杂处”之地，又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当时称“色目人”)聚居的港口城市，长期与波斯湾阿拉伯诸国有密切的商业经济联系，自南宋以来，泉州与波斯湾之间就有定期的商船往来。因此，中外许多使臣、海商、旅行家和传教士都愿选择在这里启舶放洋或上岸。蒙古帝国本部为加强与波斯伊儿汗国之间的联系，主要也是依靠这一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此，元朝非常重视发展与南洋、印度洋、波斯湾之间的海上交通。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政府遣使往印度俱兰，便是从泉州出发。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伴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其庞大的船队(有14艘船)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出发，也是由泉州港启程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及元末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等前来中国，皆选在泉州登陆。那时的泉州，成为声名赫赫、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而现在我们能在中东、欧洲等一些国家博物馆里看到的精美、珍贵的元代青花瓷，也都是这个时期从泉州登船，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传过去的。

但是，元朝的统治并没能持续太久，元朝廷的残酷统治和内讧，导致元帝国在中国版图上的统治迅速走向终结。作为当年东方第一大港的刺桐港，也在元帝国统治的几十年里走向巅峰，然后又急速衰落。刺桐港衰落的直接原因则是源于居住于泉州的外族的叛乱。

泉州外族叛乱前后10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戍军”开始的5年(1357年～1361年)，后期以“市舶”的叛乱失败而告终的5年(1362年～1366年)。两期叛乱的发动者，都是外国人，故称为“外族叛乱”。前期以戍军为主的叛军有两个首领，叫赛甫丁和阿迷里丁，所以也称“赛阿之乱”。后期以“市舶”为主，叛乱的首领是蒲寿庚家族及他们的姻亲那兀纳，所以也称为“蒲那之乱”。元朝将领陈友定剿灭了叛乱，但兵祸不止，一直延续到陈被明王朝的军队消灭。

泉州港的衰落，以后来的眼光看，虽然有自然变迁、海滩淤塞的原因，也有15世纪以后世界交通形势的变化，西欧人取代阿拉伯人直接与东方交通贸易，结束了阿拉伯人作为东亚与欧非的中介的社会原因，但元末外族叛乱才是最致命的。叛乱的背景比较复杂，有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结果造成泉州历史上最惨重的伤痛。战乱之后泉州港本身几成废墟，其破坏的程度严重到很长一段时期都难以恢复。当时的情况已完全不容许任何人坐下来做生意。外族自相残杀之后，劫后余生的人们不得不跑回家乡，或者避开城市到山区乡村隐姓埋名。外国和本地商人死的死，去的去。据《年代纪》记载：“元末泉州的阿拉伯人占泉州市，但为期短促，即为中国官吏所服，严其取缔，故彼等之多数来航泉州者暂止。”过去的繁华再也无法恢复，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与移民路线图

这场叛乱还导致了另一个惨痛的后果，就是泉州的文化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元朝的时候，政府允许各种宗教在泉州传播，甚至还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各种宗教。世界上的各大宗教纷纷在泉州设立宗教场所，仅清真寺就有六七座。宋元时期，印度教、明教、天主教等都曾在这里建起寺庙教堂。但是经历了兵乱之后，许多建筑包括宗教场所被完全毁灭。更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典籍遭兵火几乎焚毁殆尽。唐宋以来泉州文化已经发展到较高的程度，郡人著述很多，有“文章之薮”的称号。但是留存后世的文字材料却很少，原因就在于这场兵火之患。明朝著名方志家何乔远解释说：“蒲氏之变，泉郡概遭兵火，无复遗者。”《晋江县志》也称“先经回寇涂炭，继为陈友定荼毒”。遭受人间地狱的烈火，东方第一大港的文明瞬间坍塌，光明之城灯火黯淡。泉州港的官商从此走向末途而一蹶不振。

到了15世纪以后，泉州港进入一个私商活动和海外移民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