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和移民

在泉州市区东街南俊巷以东的迎春门楼巷，如今尚存一口水井，井旁有一块石碑嵌于墙上，刻着“清白源”三个字。这个“清白源”是有来历的。明朝，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立了“染局”和“织造局”，从事和管理纺织漂染。泉州用来漂染的水井当然不止一处，但以这口最为清冽善染，故得名“清白源”。此井见证了明代泉州丝绸织染业的兴盛。实际上，虽然经历了元末的兵乱，但到了明代，泉州在经过一番休养生息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特别是桑麻、木棉的广泛种植，泉州的丝、棉、麻等纺织业都很发达。其他如瓷器、冶铸、食品等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也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明朝德化的瓷器生产制作达到了巅峰，最著名的就是何朝宗的瓷塑。他被誉为中国宗教陶瓷雕塑艺术第一人，其作品在东西方都被奉为至宝。乌龙茶这时也在泉州地区广为种植，特别是安溪铁观音，种植和制作技艺逐渐走向成熟，开始广为流传。可是，就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明清时期，明清政府却采取了和前朝迥然不同的政策，即明初的“禁海”和清初的先“禁海”后“迁界”。

清白源古井

明王朝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多次下令“禁海”，禁止民间与海外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到了洪武二十七年，甚至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蕃货”，借以断绝外货的销路。明成祖时，更是下令“禁造双桅海船”，以防止人民扬帆出海。明初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强调海外通商要全由官方主办。即使官方贸易，也有种种限制。“禁海”等于绝了沿海人民的生路。于是沿海商、民就采取“走私”的形式以反对禁海。这种所谓“走私”的民间海外贸易日益频繁，并且发展成为明清两代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新特点。而当时最大最为有名的走私头领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从日本到吕宋、台湾甚至更南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而比“禁海”更残暴、更严酷的是清政府的“迁界”政策。今天我们在晋江永和镇古厝村还可以看到一块刻着“奉旨迁界”四个大字的巨石。这块石刻就是史上有名的“迁界”政策的物证，直到今天还在昭示着沿海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泉州人民的坚强。这段历史得从1661年说起。这一年8月，清廷为了断绝沿海居民接济驻扎台湾的郑成功，想出了这么一损招儿：把沿海所有的庄稼、树木、房屋统统毁掉，逼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想让郑成功军队在沿海一带找不到补给品，断绝他们的生命线。迁海令一发布，北至山东、南至广东，沿海三十里居民都得迁往内地，沿界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当时晋江迁界的边界以晋江内坑、龙源山、石狮、宝盖山、鹧鸪寨、泉州后渚、洛阳桥为界，给定时间是3天!3天内谁家要是没有及时撤走，清廷就采取武力手段，一个字：杀。晋江以东的泉州城，有个名叫“乌屿桥”的村子。那里的村民，因为过惯了捕鱼、晒盐、开垦沙田的悠闲日子，不愿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结果清政府的骑兵迅疾到来，杀光了全村百姓，然后又放了一把火，把整个村子烧成了一片废墟。1661年至1683年的泉州沿海，田野荒芜、市井凋敝、野有曝尸、民不聊生。市镇繁荣不亚于省城的安海城，寺庙、官府、民宅顷刻化为一片废墟;素有“万人烟、百家姓”之称的金井福全村，寺院、民房无一幸存。前后跨度22年的迁界极其惨毒，甚至清政府都不愿提起，而史书上也记载不详。倒是泉州地区许多族姓的谱牒，至今还保留着沿海居民当年遭难的血泪记录。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百姓还遭受了另一场浩劫——倭寇之患。泉州也不能幸免。倭寇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泉州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百姓流离失所。

迫于“海禁”、“迁界”和倭患的严酷现实，许多泉州人被迫背井离乡，流徙他方。当时有迁往内地的，如其中一支泉州移民到江西上饶三清山，他们的后人目前还讲闽南话，并保持着泉州的一些风俗习惯，民居保留着闽南古大厝格局等。而更多的人则是从海上寻找出路，走向了台湾和东南亚。

泉州百姓移民台湾有几次高潮。自宋、元以降，历来都有泉州的渔民、商人、移民泛海前往澎湖、台湾，但都是零星个别的行动，直到郑芝龙发起“三金一牛”政策招募开垦人员，才是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台湾移民。之后，清政府实施暴虐的“迁界令”后，泉州大量日常依靠渔盐维生的居民陷入颠沛流离的窘境，部分冒险强渡台湾海峡，参加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行列，这是第二次的移民热潮。第三波也是人数最大的一次在乾隆四十九年，清政府开启泉州蚶江港与台湾鹿港对渡，乾隆五十七年又开放蚶江及福州五虎门与台湾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对渡，一时间泉州人移台更是络绎不绝。

明初，在今印尼的杜板、锦石、旧港、泗水、饶洞、日葛礁及西婆罗洲等地已有华人居住区。据推算，明初印尼各地的华侨最多时估计总数至少有2万多户、5万多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不少于10万人，其中泉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

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倭寇屡犯泉州，战乱频仍，灾荒饥馑，农民破产，逃生海外日多。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施氏族人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石狮蔡氏宗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安溪县龙门地区因倭寇入侵被迫出洋的有七八百人。《海国图志》载：“嘉靖间，闽粤人多至满剌加”。《瀛涯胜览》冯承钧注也提到：“嘉靖间，漳、泉及潮人多至马刺加、渤泥、暹罗”。《明会要》载：嘉靖间，张链居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漳、泉人多附之”。“嘉靖而后，国用不足，屡行加派”。加上灾荒所迫，泉州地区出洋人数就更多了。

“泉州人在南洋”展馆图片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涉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就连山区德化县也有个叫徐奇勋的人前往南洋经营致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 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翌年，“海禁”解除。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泉州地区的劳动力成为“契约华工”的主要来源。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跟随亲戚前往国外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导致田园荒芜，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漂洋过海谋生，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

大量的移民在外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足后，对家乡泉州的桑梓情怀却不曾断绝。很多泉籍华侨华人有的到老年后落叶归根，有的源源不断往国内输送资金和物资资助老家的亲属，有的回老家建房、修路、造桥。他们还带来了东南亚乃至欧洲的文明。闽南话里有许多外来语就是华侨华人引入的。泉州地面上众多中西合璧的洋房也是他们盖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们带来了海外的新思维，特别是经济上的。泉州和泉州港在20世纪后半叶能重新崛起，与泉州的华侨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