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城见证“海丝”起点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国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数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横亘于唐宋至明清之间漫长而曲折的海上丝绸之路，闪耀在中华民族恢宏的史册上，诉说着刺桐港的沧桑与辉煌。

泉州因其港湾交错，水道深邃，历史上便以“三湾十二港”的优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由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构成的古刺桐港(泉州港)，有长达540公里的海岸线，尤其是后渚港控制晋江下游，水道深阔，港湾曲折，是天然良港，为泉州古代海交外贸的兴盛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早在春秋时期，泉州就开启了造船航海的历史，当时泉州土著居民百越族便已擅长造舟航海。此后，滨海而居的泉州人以舟为马，以海为田，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毅力，在广阔的海域不断延伸自己的足迹。

九日山延福寺

泉州以海外交通发达著称于世，是从公元6世纪的南朝开始的。南朝(520年～527年)年间，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到泉州，住在九日山延福寺翻译《金刚经》，这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交史料记载，时至今日，“翻经石”仍在，是重要的文物见证。

到了唐代，泉州和广州、交州、明州(今宁波)并称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置“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当时，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开放景象。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用铜铁陶瓷交换番商的金贝、珠宝和香料。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接下来，先后统治泉州的留从效和陈洪进，也都继续采取与海外各国贸易的政策。

宋朝时期，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这在泉州历史或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南宋时期，泉州已成为东方重要大港和国际大都市。当时，泉州与58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呈现“闽海云霞绕刺桐”、“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外国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来大量的犀角、珠宝、香药、珍异等货，在泉州南门码头上堆积如山，后来，形成泉州南门著名的“聚宝街”，这是一条中外交通贸易的繁荣街道，被誉为宋代泉州版活态“清明上河图”，其地名不仅流传至今，而且依稀可见宋代民俗遗风。泉州曾陆续出土许多外国银币，就是古时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重要佐证。

泉郡昭惠庙

到了元代，泉州与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文化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名城，并一跃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发达的海外交通、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泉州这个多元的城市。这里有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交融，更有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海滨邹鲁”等美誉。中世纪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到过泉州，对泉州的开放与富庶大加赞叹，在其著作中向世人推介。

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祈求圣灵庇佑，且立碑为记。此后，泉州港由盛转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由于明朝政府实行海禁，“寸板不准下海”，规定泉州只允许通琉球，到了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则标志着泉州从一个国际性大港下降为地方性港口。

长期以来，泉州市高度重视对“海丝”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驰名中外的九日山、天后宫、清净寺、伊斯兰圣墓、开元寺、草庵、洛阳桥、府文庙、老君造像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陈埭丁氏祠堂、六胜塔、姑嫂塔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泉州港入海口、泉州港古码头、古刺桐城德济门等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遗迹，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