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施亮：中国式产能过剩应该找谁疗伤?

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特别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点，处理好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近日，国家颁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对未来五年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从细分的内容分析，《指导意见》根据行业的发展特点，确定了当前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八项主要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意见还提出了硬性任务，拟在2015年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一般来说，产能利用率达到85%以上为合理的水平。若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分析，则合理的利用率介于79%至83%之间。因此，国内更愿意按照80%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行业是否存在产生过剩的标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业被国家点名为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五大行业。根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当前钢铁的产能利用率在70%左右;水泥和平板玻璃的产能利用率约在74%上下浮动;而电解铝和造船业的产能利用率也介于70%至75%的波动区间。可见，上述五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在标准线以下。

从产能过剩的划分类型来看，75%至80%的产能利用率属于轻度产能过剩阶段;70%至75%的产能利用率属于中度产能过剩阶段;而70%以下的产能利用率属于高度产能过剩阶段。若以上述不完全测算的数据分析，被国家点名的五大行业基本属于中度产能过剩的阶段。

其实，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适度的产能过剩或许对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毕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由于相应的市场机制非常成熟，且在市场的自我调节中并没有过多的行政干预因素，因此当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时，基本可以利用市场自身的功能进行调节，而优胜劣汰是其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后的结果却完全相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往地方的过度干预，从而导致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完全丧失。另外，地方政绩与GDP的挂钩模式更是将地方的过度干预行为发挥至极致。更有趣的是，每当国家颁布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后，地方更是一窝蜂式地上项目。以前几年的万亿提振项目为例，当时国家为提振经济颁布了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其中，以钢铁、水泥为主的产能过剩行业也在产业振兴的范畴。于是，各地方疯狂争取项目、随后陆续上新项目、大项目。在短时间内，相关的行业均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更有甚者，部分产能严重不足的产业竟然在短短一年时间左右成为了产能过剩的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在全球看来堪称一大奇观。

由于受到国内外需求的不景气影响，前期井喷式增长的产能大大强化了库存的压力。而长期地方的强行干预，最终导致企业的低效率运作。然而，在部分企业不堪重负面临淘汰之际，地方却因政绩的考核机制通过补贴、政策保护等手段维持了企业的发展。不过，在一个低效率的企业环境下，根本无法解决长期累计下来的弊病，终于对整个经济产生恶劣的影响。

针对这种以地方为驱动，脱离市场自我调节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为“中国式的产能过剩”。经过近年来盲目式的产能扩张，中国已经为这种片面的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笔者郭施亮认为，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式产能过剩需要疗伤，且必须找准对象，对症下药。

自1992年以来，地方政绩与GDP挂钩的考核机制逐步形成。近十年，由于经济的名义高速增长，国家对地方的考核要求进一步提高。在这种环境下，直接促使地方在GDP上大做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地方长期的干预因素影响，市场机制基本失效，地方完全凭借自己的意志来完成任务。而这种模式也为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化解中国式产能过剩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淡化GDP数据，逐步弱化地方政绩与GDP挂钩的考核标准是解决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必要前提。另外，必须强化市场机制，突出市场的力量，并以长效机制保证疗伤的效果。最后，突出问责，逐步健全长效问责机制，以制约地方的盲目决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