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泉州成为文化保护成功案例

□曾于里

上周，第三届亚洲文化论坛在泉州举行。开幕式上，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在致辞中盛赞泉州在文化保护与建设方面的作为，并希望文化学者能够把泉州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此外，他也对时下中国很多地方古城保护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表示担忧。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古城保护的确面临严峻挑战。时下的古城保护一定程度存在着两方面问题。其一，无心保护，无序拆建。个别地方政府在政绩的鼓噪下，把城市当做公司来经营，热衷于“大型购物中心+大马路+小车”的“三驾马车”拉动模式。敢叫城市“旧貌换新颜”，古城太旧了，拆;城市的架子拉开了，古城太占位置，拆!而有些地方则是“规划性破坏”，划出若干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后，凡是不在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古文物，拆!于是，残存的历史痕迹就这样一步一步从城市中消除。城市被规划、整理得整齐划一、千篇一律，城市的记忆被抹平。

其二，保护不力，过度开发。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这样质疑：“现在我们对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什么是文化遗产(都不清楚)，就是说文化遗产到底为什么要保护，保护它仅仅因为能吸引来游客或者说能作为旅游的资源来开发吗?”确实，中国古城保护的一大问题在于出发点的功利性，以市场的方法来开发古城，对古城进行商业整容。比如各种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各种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各种大型的娱乐项目。真正的历史文化不见了，有的只是伪文化、非文化和商业文化。

当然，我们反对古城的大拆大建、规划性破坏和不伦不类的商业化改造，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对古城进行必要的保护和开发，不意味着反对城市发展中的刚需建设。应该看到，目前许多古城自身面临的困境是，原本它是承载一个城市文化的核心物质载体，而今却成了城市最大的棚户区：民居杂乱交错、院落倒塌、文物遗存年久失修、民生条件恶劣。不少古村落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令人痛心。可见，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发展不能因噎废食。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保护，又该如何开发?如何寻求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案例来研究”，就在于我们在平衡保护与开发之间关系上的不懈摸索。李书磊庆幸泉州还保存着6.7平方公里的老城区，“老街区居民充实、业态丰富、生活完整，是存活下来的而且很有活力的中国传统城市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活的历史遗存”，这是在保护物质遗产的同时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保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像领show天地和源和1916两个老厂房改造的园区，作为工业遗产承载城市记忆、见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文创园区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能量，体现了开发的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使城市有了独特的风貌和魅力，是城市吸引力和城市价值的重要源泉”，一座城市记忆与生命脉动蕴藏在每一处街头巷弄，以及街头巷弄中的“崇楼华堂”与“峨冠博带”里。保护古城，既是留住历史，留住乡愁，也是留住文脉，留住城市生命力和吸引力。

因此，古城保护不仅是政府职责，也是公益事业，既利及当代，也福泽后世。地方政府守土有责，守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应有土地上的文脉。无论是《“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建设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纲领性文件，还是文化保护实践上“竭尽全力在做的实验”，都体现了泉州对此的深刻认知。假以时日，我们希望泉州的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更能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研究。